第一天 拉萨

　　(一)孤车向西

　　离开拉萨，我们就走上了去阿里的路。当时还以为会与开切诺基的北京哥们结伴而行，并不知晓未来的路上将单车千里；当时完全想象不出这条路会像恶梦一般地颠碎一辆辆高档越野车，更何况我们这辆又破又旧的北京吉普2020。

　　去阿里是老荆长久以来的梦想。在唐蕃古道上，每当老鲍和我对美丽的风景发出赞叹时，老荆就说：“如果去了阿里，你们会拜倒在那里的。”后来证明，此言不虚。阿里，被称为“西藏的西藏”，“世界屋脊上的屋脊”。那里平均海拔在4500米左右，拥有神山、圣湖、扎达、古格王国遗址等让人心仪的地方，也常常能看到藏野驴、黄羊等野生动物。但去阿里的路也异常艰辛，有著名的“桑桑”陷车区，有长达几百公里的无人区……我们三个人中只有老荆一人是司机，还是至今摸车不到半年的新手，车是已行驶过10万公里的破旧二手北京吉普，能否经得起阿里的考验呢？

　　去阿里，被称为A计划；不去阿里，被称为B计划。整个走唐蕃古道期间，我们一直在A计划与B计划之间犹豫着，手把方向盘的老荆基本上是倾向于去阿里的。尤其是遇到丹麦人马丁和美国人杰夫(两个骑着自行车走唐蕃古道，并且要去阿里的外国人)之后，老荆备受鼓舞，当即就说：“人家骑自行车都能去阿里，我们也能！”

　　拉萨寻“驴友”

　　在八朗学旅馆的日子，老荆虽然受人尊敬，却愁眉不展。因为他想去阿里，但一直没有找到伴。在西藏，即使是开着“沙漠王”去阿里，也很少单车前往。所以，能否找到同伴，当时决定着我们是否去阿里。

　　在拉萨，寻伴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老鲍前后写了三张帖子，注明“司机走过唐蕃古道，并且是一位摄影师”。我负责把它贴在八朗学旅馆和吉日宾馆的揭示板上，我的“世界风”手机昼夜开机等待。

　　来到这里的背包客更多地选择合伙包车的方式走阿里，包一辆丰田4500的费用是1.6万元。许多自驾车来此的人为了安全也把车停在旅馆，另外包车走。

　　9月8日，距离告别拉萨只剩下一天时间，还没找到伙伴。怎么办？是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单车深入，还是放弃阿里？老荆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我们三个人吃晚饭时都默不作声。

　　正在这时，遇到了北京哥们。虽然后来并没有真的与他们一起搭伴走阿里，但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增添了走阿里的勇气，也给了自己和家人一个充分的理由：有伴！后来我想，这可能就是上苍的安排，我们实际上是单车走阿里的，但这个虚拟伴侣构成精神安慰，鼓励我们向前走。

　　北京哥们

　　相约一起去阿里的北京哥们，是老荆站在八朗学旅馆的走廊上“发现”的。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捧着笔记本电脑上网；老荆在走廊上与第二天就要去珠峰的天津哥们合影、聊天。突然，老荆兴奋地跑进来对我说：“有伴了！去阿里有伴了！”拉着我就往一个四人间跑。我问他怎么找着的，他说在走廊上，看见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切诺基开进了八朗学旅馆的院子，看见他们一下车就往揭示板上贴东西，过去一问，太巧了，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在寻找共赴阿里的车友。

　　我们坐下来一聊，嘿！简直像“孪生兄弟”，行走中的许多经历、感受都是相同的。他们是走川藏线上来的，车也是总在盘山道上“开锅”；他们的车也遇到“气阻”的问题；他们也经常在夜行的路上遇到迎面过来“不讲究”的车始终开着大灯，也曾用自己额外添加的大灯“晃”过对方，说起这个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其实我们这样也不对”……最有意思的是，甚至连我们的地图都一样，不仅是同一版本，而且折的印迹相同，脏的程度也差不多，以至于他们拿出地图来我差一点就说：是不是从我们车上拿的？我们还交流了使用油桶的经验：要放气，否则就漏；以及使用四驱的经验，等等。

　　既然如此，我们一拍即合，一起筹划去阿里。他们是三个人，一个叫王剑林，是“麦客”摄影工作室的总监，看起来十分绅士，做事也严肃认真，装车时他很有条理地把东西放进一个个纸箱里摆好，井井有条。另一个叫王立新，一说话就瞪大了眼珠，据说是搞装修的。他挺懂车，在日喀则分手时，他一再叮嘱我“让你老公把那个‘点滴’安上。”所谓“点滴”，就是给车油泵安个一直滴水的塑料瓶子，起到降温的作用，减少发动机“气阻”。后来我们果然就这样做了，挺奏效的。还有一个叫杨小威，听说是三人中的“会计”。他在我们结伴去日喀则的那一天里担任车队的调度，手持对讲机，告诉我们：“前面有一群羊”、“前面急弯，over。”之类的，十分负责。刚出拉萨时，他们的车一度落在后面，半天不见踪影，他用对讲机很严肃地告诉我们：“前面有一辆大货！无法超车。”我们在车上听了捧腹大笑。

　　困扰我们很久的伙伴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第二天中午，我们与北京哥们开了个“会”，决定一起开伙。于是列出长长的购物单，分头采购。老荆和老鲍跑到八廓街买了许多罐头，北京哥们则买了许多蔬菜、鸡蛋。可惜当时因为我们的车里器材多，空间小，这些食品连同中铁十三局的朋友们送的西瓜等，全都放在他们车上了。而我们仅仅同行一天就在日喀则分开，此后虽然通过短信，却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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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时，发现同行者中又多了一个被他们私下里称为“肥肥”的北京女孩，这女孩要搭北京哥们的车去珠峰和阿里，当晚就住进了他们的四人间。“肥肥”的情况我不甚清楚，因为八朗学旅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除非对方主动说，一般不问姓名，不问确切的地址、职业。这也是自由侃谈的前提和条件。

　　第二-五天 拉萨-雪古拉山-219国道-日喀则

　　翻越雪古拉山口

　　从拉萨去日喀则的路上，我们翻越了雪古拉山，山口的海拔为5437米，这是我们在西藏翻越的最高山口。后来证明，威名远扬、号称海拔6700米的界山达坂也没有它高，界山达坂的实际高度只有海拔5406米。

　　当我们从这座山的最高处滑下来时，老荆问我们困不困。我确实困得不行，眼前有些模糊，眼皮几次要合上了。老鲍也是这样。我特别担心身为司机的老荆也睡过去，所以一直挺着和他说话。

　　去日喀则的路上，尘土飞扬。车与车之间要距离几十米，否则扬尘像屏障一般让人看不清路。老鲍说，今天的状况可以打一人名。我们想了半天，不明白。他自己“破”了，暴灰——鲍辉！

　　就在往日喀则去的路上，颠簸、扬尘，我这一侧的车门突然开了，从此就关不上了。老荆几次下车给我拧锣丝，又嘱咐我系好安全带。谁想到，车门这一坏，就一直到新疆叶城才得到修理。一共二千多公里的土路，我就一直用绳子拽着车门。有时觉得自己仿佛在骑马，手里拉着一根马缰绳。后来，到了乌鲁木齐，老荆在南开时的老同学张冀鲁特意安排一位有百万公里行车经验的司机师傅带着荆宏去修车，回来后这位司机说：“这辆车的两个前车门都变形了，经过修理也只能勉强关上。”

　　因为走过唐蕃古道，我们对路的要求不高。所以，这条路事先听说路况不好，我们开起来却觉得很满意，在车上不停地说：“不错啊！”

　　开始荒凉之路——219国道

　　9月12日一早，我们离开日喀则的“坚果”宾馆(全称应是刚坚果园宾馆，我们简称其为“坚果”)，驶上了去阿里荒原的路。出了拉孜县的曲下桥没多远，就离开了中尼公路——318国道而走上了219国道。我们看到了219国道终点处的里程碑：2140公里。这意味着，从这里到新疆叶城还有2140公里。

　　诗人吴苏宁在《吉普骑士》中说：“219国道是个又黑又长的噩梦，它是梦想之地，也是吞噬梦想的地方。”真正理解这段话，是走完219国道全程以后。这条路，我们从终点一直走到起点。这里十分荒凉，没有了熟悉的牦牛，这是上条神秘的、兼有美梦与恶梦的道路——219国道。

　　(二)勇闯“轮陷区”

　　赵春江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大哥，他在吉林日报当编委，曾经走进罗布泊并多次赴藏。在长春分别时，他一再说：“绝对不能单车走阿里，一旦车出现故障，不能自救。”

　　在通往阿里的路上，有一个著名的“轮陷区”：从桑桑到二十二道班，共有122公里的路，被天性乐观的藏民称为“最坏的路”。在拉萨时，一位藏族朋友告诉我们，他们刚刚去过阿里，整个车队在桑桑地区完全陷在泥里，几辆车互相拖车，一天只能走9公里，连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如果孤军深入，陷在泥沼中将很难找到别的车来援助，后果不堪设想。

　　没想到，北京哥们没跟上来，我们只好单车前往。

　　顽皮的“桑桑”

　　桑桑，名气大得很，尤其在向往阿里的背包客、自驾车者当中。许多书上都介绍说，这里是一个著名的雨季陷车地带。桑桑一带是草原，每到雨季总有大量的雨水淤积于此。虽然此时已不是雨季，但是，3个小时只走了15公里。

　　从一座山上往下开时，遇到两列货车在山道上艰难地错车，一位藏族货车司机用生硬的汉语说：“前面15公里不好走，小心一点！”一看地图，马上就到桑桑了。果然，考验开始了。

　　来到一段长达数百米的水毁路段，长长的泥路上已经陷了几辆车，其中一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站在路旁，另一辆货车也在艰难地向外挣脱。老鲍下车到前面去看路，用对讲机告诉我们可以过。于是，老荆开了过去，车是骑在两条泥水中凸起的“土陇”上过去的，用老鲍的话讲是“里倒歪斜”地过去的，车轮几乎横了过来。老鲍说，他在前边看得直害怕。上车以后，他高兴地说：“北京吉普，通过性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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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会儿上坡，一会儿挂四驱，车子常常“开锅”。一闻到那股化学药品的气味，我就知道宝贵的防冻液又流失了。西藏的防冻液很贵，价格是长春的2倍——90元一桶。

　　经过这块沼泽一般的地方时，我突然觉得，桑桑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十分淘气地做着恶作剧。老荆说，保留这块地方，可以起到限制人数的作用，如同布达拉宫以预约门票的方式限制着人数。(在拉萨，布达拉宫的门票不是“卖”，而是“预约”，每张100元的门票因此而炒到500元，还有相当多的人因为时间上等不及而放弃参观，如我们。)

　　9月12日19：30，经过桑桑小镇，那是一处很小的地方。站在小镇前拍照片，一下就可以把全镇都收进去。过了桑桑没多远，就看到一群老外在野地里搭帐篷。他们一共十几个人，正从一辆专供给养的大卡车上往下搬行李，搭好的帐篷就有七、八顶了，帐篷旁停着几辆好车：陆虎、丰田、三菱等，还带着一个发电机……相形之下，我们力量太弱小了。我们是孤军深入，只有：三个人，一辆顶着汽油桶的旧吉普，无后援……虽然相约有伴，但自日喀则一别便再也没见过面，不知他们在哪里。

　　这里是中国的西部，日落时间要比长春晚三、四个小时。从19：30到20：30这一个小时，我们如夸父追日，一直向西奔跑，被耀眼的夕阳晃得眼睛都花了，路都看不清。我对老荆说，在山西时晚上遇到夜行货车，也是总被大灯晃，可那是一阵一阵的，现在这阳光晃眼睛是没完没了啊！这时一直紧盯着前方的老荆突然笑了，扭头对我说：“很委屈，是吧？”

　　第六天

　　我们帮了一个来自北京的豪华车队

　　第二天(9月13日)早上，还在帐篷里就听到轰隆隆的车轮声，一个车队从不远处驶过。此时已经上冻了，醒来时帐篷的“四壁”全是霜，睡袋的头、脚部分全湿了。汽车里的温度计显示出摄氏0度，室外已是摄氏0度以下，地上有冰。

　　刚驶出1公里，就见到那个曾呼啸而过的车队——共4辆车，全陷在泥里，车号有藏D也有京A。老荆很热心地停下车去问情况，原来他们是北京来的，开着三辆越野车：帕拉丁、现代、丰田，还在西藏雇了一辆先导车、一辆运给养的车。光是用卡车带的汽油就有1200公升，真让我们叹为观止。那辆开先导车的藏族司机特别“虎”，常常见到山坡就走近路直冲下来，这一回不仅自己一下子冲进泥沼中出不来，还把整个车队都带进泥里去了。而运汽油的卡车因为早起赶路，已跑出很远，根本不知道他们陷车的情况。这里来往的车很少，如果不是遇到我们，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过去从未给别人拖过车，现在又是在世界屋脊上，自身难保啊，刚才通过这片泥地时也是小心翼翼地，现在回去拖他们，能行吗？我对荆宏说了。他挺严肃地说：“不能不管！”为了减轻重量，我和老鲍都下了车。老荆把车倒回泥沼地边上，拿出了长长的钢丝绳，挂在北京车队的先导车上，挂上四驱。车轮在轰鸣中缓缓向前转动，扬起阵阵尘土。慢慢地，泥沼中的车向前挪动了，一点点被拖了出来。当看到自己的车被拽出泥沼，这群北京人欢呼雀跃，连夸我们的车“通过性好”。他们是北京一家搞微波通讯的公司的，一共十人，其中有两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的头发编成许多股小辫，我乍一看还以为是西藏本地人呢。不像我们住帐篷，他们头一天晚上是在桑桑小镇上的一家旅馆里住的。与他们比，我们蓬头垢面，但也很自豪：我们只车深入，还帮助了他们。

　　他们的车上印着“神山圣湖，我来了”的字样。鲍辉戏称其为“神山圣湖，我陷了”。 二十二道班——阿里荒原的入口

　　从桑桑到二十二道班，都是著名的陷车地带，其中十五道班尤其出名，有一条河的桥被冲断，只能涉水而过。在《藏地牛皮书》这样的书中，有一段是专门写如何才能尽可能安全地渡过十五道班的“汪洋大河”的。但我们于不经意间走过了十五道班，也想不起来哪一段水毁路面是书中着重提醒要小心的那一段了。反正路都不好走，水毁路段一段连着一段。后来，修车的师傅说，幸亏我们在长春出发前把刹车换成了盘刹。盘刹的价格，虽然贵得与这辆车不相称，但是正因为有它，我们才在频繁过水后仍然保持着刹车能力，而鼓刹一过水就会失灵。

　　二十二道班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日喀则，但驿站却是由阿里设的，所以被称为阿里荒原的入口。在二十二道班有一个岔路口，向西通往狮泉河，向北则通往“大北线”，去藏北。过了二十二道班，就快到萨嘎了，也就正式进入了阿里地区。刚到这里，二十二道班就给了我们一点“颜色”看看。穿过一段长长的泥沼时，突然，车的前桥骑在了一块硬硬的土陇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这怎么办啊？我和鲍辉下车后，向后推，老荆挂上四驱向后倒，终于把车倒了出来，然后，老荆让车骑在土陇上，又像过“双边桥”似的，过去了。

　　我们开玩笑，说这里的路不必修，既给越野者提供了练车场地，又闻名中外。 通过第一个边防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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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赶慢赶，终于在9月13日下午到达第一个边防检查站——萨嘎的马泉河检查站。在去萨嘎的路上，路虽不好，但车还相对多些，而过了萨嘎就再也看不见几辆车了。武警战士们十分认真，一一核对我们的证件是否与本人相符，并让司机——荆宏签字，然后放行。

　　在这里又遇到那个曾被我们帮助过的北京车队，他们遇到了点麻烦。受雇开先导车的藏族司机没有边防证，不能进入阿里地区，几个北京人只好跟他“拜拜”。

　　到了萨嘎就赶紧加油。那是四川人开的加油站——星月加油站，也是这附近唯一的加油站。后来，在萨嘎小镇看到，到处是四川人开的店铺：星月酒店、星月洗衣、星月诊所、星月超市、星月汽修……当然，给我们补胎的是河南人。我们感叹四川人、河南人的吃苦耐劳。我们在这里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供给不足等困难，但那毕竟只是十几天、一个月的事儿，而他们长年在此。听一位四川人说，他们刚来时也有高原反应，但往往也就是头疼时用布条把头勒紧。他们跑到这里来“援藏”，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萨嘎，手机有了信号，接到北京哥们的短信：排气管掉了，正在修。这一方面使我们原本担心被拉下的心可以放下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什么时候能赶到，还会一路同行吗？我们真的成了孤军深入了。北京哥们是老天派来安慰我们的吗？

　　小贴士：1，没有边防证，去不阿里、珠峰等地2，出发前在家乡办边防证仅需几元钱，到了拉萨补办就得70元或者更多

　　第七、八天

　　雪山与沙丘

　　沿着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一路向西，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直相伴。蓝天、雪山与雅鲁藏布，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从萨嘎往仲巴走的路上，许多路面是被沙子所淹没的，就像水毁路面被水冲开一样。这里是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是真正的高原——一直都在高处，粗看仿佛是平原。整个仲巴，是被沙丘包围的。其实，这种高原沙化的现象，在从拉萨去日喀则的路上就看到了。在距离日喀则几十公里的地方，竟然看到巨大的沙山。那种恐怖的感觉，真是让人心头一惊。

　　过了仲巴以后，老荆在路上拍到了一张题为“雪山与沙丘”的照片。远处是美丽的雪山，而近处却是无边无际的沙丘和沙化的山。看到那些高大的、连绵的山，都被沙所俘虏，真的觉得十分痛心。

　　巧遇“老广东” 正当我盲目乐观地以为阿里之路不过如此时，巨大的困难开始出现了。

　　15日早上，我们进入阿里地区以来第一次车子打不着火。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电耗尽了。我晚上用笔记电脑记录，写到深夜，用电量太大。那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逆变电源器嗡嗡的响声，赶紧把电源线拔下来。除了用笔记本电脑外，我们还充了一夜的电——给GPS充电、给手机充电、给数码相机充电……当时，老荆还以为就是水温低而打不着火呢，有点着急了，就多打了几次火。结果，我正在把睡袋等行李往车里塞，就闻到一股焦味。跟老荆一说，他说：“坏了，坏了，启动机烧了。”果然，启动机滚烫。启动机坏了，不可想象去阿里的剩下的六七百公里路该怎么走过去？三个人都默不作声，周围死一样的寂静。不知过了多久老荆终于开口，让我上车去点火，试试启动机转不转，我上去试了两下，不行，便赶紧收手。看来，唯一希望就是等待过往车辆帮忙拖一下。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听到车声，是越野车。“会不会是北京哥们？”我问。鲍辉说：“不会。”可是，当那辆绑着两个与我们车上一模一样的圆油桶的灰色切诺基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可置信的事发生了，曾经与北京哥们一起与我们组成车队同赴日喀则的“老广东”阿峰开着车来了，与他在一起的是北京哥们之一的王剑林。王剑林抱着相机，像抱一门大炮似的冲下车，对准我们说：“不许动！”我和老鲍都很兴奋。他们说昨天就赶过来了，在我们经过的第二个边防检查站——马攸桥检查站翻看了记录，知道我们在两小时前过去的。他们昨晚就在离我们两小时路程的地方扎营。

　　他们的到来缓解了车的问题，“老广东”阿峰表示可以拖一下试试，结果第一下把车拉到公路旁的沟里去了。又从后面把车拖出来，我们的车顺着自然的坡朝下溜，一下子就着了，我们十分兴奋。

　　王剑林怎么会上了“老广东”阿峰的车，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和北京哥们同行？我们无暇细问，赶紧上路。在下一个边防站再次相遇时，王剑林向我们道出了原委。

　　第八、九天 圣湖-基乌寺-霍尔

　　(三)最长的一天

　　9月16日，离开“圣湖”玛旁雍错的那一天，是记忆里最长的一天。早上醒来，在“圣湖”玛旁雍错之畔看尽了最美的风光。晚上，就身陷距阿里首府狮泉河160公里的地方，老鲍搭车去找修理工，我和老荆在车旁搭帐篷住下，在凛冽的寒风中度过了焦虑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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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湖，像一个高贵的女人

　　9月15日下午到达霍尔区。远远地就看到了圣湖——玛旁雍措，那是一汪蓝色的水，蓝得像宝石一样，任何人看了都会联想到一位高贵的女人。她端庄，娴静，散发出一种摄人魂魄的魅力。去过纳木错，那儿也被称为圣湖，湖水面积要比玛旁雍措湖大，也很美，但要论高贵却比不上她。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在巴噶检查站(海拔4633米)，追上了“老广东”阿峰和王剑林。于是，一起驱车去玛旁雍措。

　　沿着一道似有若无的车辙，开车在起起伏伏的山上翻山越岭，感觉十分惊险。当开到一处高崖时，前面再无路，停了下来。走到山崖边，我愣了几秒钟，一生一世从未见到过这样美的湖水，像蓝绸缎一样的湖水。微风吹来，水面上皱起千条细波、万道细纹。湖水清澄，可以透过它看到斑纹似的湖底。那美妙中蕴含一种神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对于许多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佛教徒以及藏区的朝圣者来说，这里就是“世界中心”。据说，如果能到圣湖里洗一次澡，可以洗刷一年中心灵上的毒恶。在圣湖旁的小山上，可以望见不远处“神山”岗仁波齐峰。那是冈底斯山的主峰，终年白雪覆盖，威凛万峰之上，圣湖的水就源于冈底斯山的冰雪。

　　著名的基乌寺，就在不远处的小山上。我们翻过了两道山岭，来到寺院旁的山谷间。基乌寺，仿佛一座石头的城堡。小山上的白塔边，堆满了玛尼石，不仅有石头的，还有骨头的，白色的羊头上也刻着六字真言。站在这里望湖，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云里梦里的感觉。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里称这里为瑶池，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住的地方。

　　王剑林一路上扬言要在这里洗个澡，一到湖边就把鞋脱掉，到湖水洗起衣服来。我们只是到湖水里洗了洗手，太凉了。湖边的沙滩软软的，透着股热乎气儿，我们就把帐篷扎在这儿。

　　老荆一张嘴，就冒出混和着牦牛奶的汽油味

　　在来玛旁雍措的路上，突然车不动了，没油了。于是老荆和老鲍开始加油。老荆用管子吸油时，一下子呛了进去一大口，汽油还喷到了他的眼睛里。在青海的时候，老荆的左眼皮就肿了，红红的，看上去像只“丹顶鹤”。进入藏区后红肿的地方破了皮，一直没有愈合。现在，被汽油一浸，他痛得睁不开眼睛。不大一会儿，那儿比以前肿得更厉害了。而他喝进去的汽油，则一阵阵地向上“反”，一打嗝就冒出“混合着牦牛奶的汽油味”(老鲍语)，这股怪味在车里久久不散。

　　终于，在到达霍尔前的“雍措加油站”，我们加上了汽油。不过，是5.8元1公升的高价油。他们用的加油计量器，竟是一个安装在加油枪上的“水表”。

　　虽然，沿途已不像《西部行知书》里说的那样毫无补给，但油价还是挺高。想想这一路上从未遇到过一辆油罐车，就明白“物以稀为贵”了。在刚入阿里地区的萨嘎，星月加油站的女收款员曾告诉我们，许多人带着大桶到这里来加油，然后拿到阿里的路上卖。如果真的没有汽油了，能加上高价油还算幸运的，据说真正的高价是7元1公升。

　　夜宿圣湖边，听“危言耸听”

　　晚上在湖边扎营后，与阿峰、王剑林一起吃了晚餐。在巴噶检查站旁边的一间四川人开的小卖店，买了三只罐头和一袋挂面。如何在颠簸的路面上让挂面保持不碎？这让我在车上颇费脑筋。

　　阿峰很内向，不大说话。起初我和老鲍都觉得他城府颇深，后来听说他在广东办厂，因为遇到些不开心的事情出来散心，也就理解了。到阿里，是阿峰多年的愿望。他以前曾两次来过西藏，这一次开着切诺基直奔阿里而来。阿峰虽话语不多，却热情地帮我们修车，他说：“我的车都够破的了，你们的车更破。”

　　王剑林，是“北京哥们”中的四川人，多年来经常外出野营，经验丰富。当我和老鲍还没弄好那个三人帐篷时，他一个人已经迅速地把一个三人帐篷“搞定”，并且把衣服拿到湖水里洗好，晾上了。

　　拍照片主要靠一早一晚，所以吃过晚饭，阿峰和老荆都去调试车，打算过一会儿夕阳西下就去拍片。帐篷里只剩我们三个，王剑林问我和老鲍：“车子坏了怎么办？”我不语。他说：“你们这破车就别要了。”我说，车上还有许多东西呢！他说：“东西可以放货车上运走。”他又问：“你们干嘛不开一辆好车来？你带再多的备件，也不如开一辆好车来得安全。”我委屈地说：“我们没钱了！”老鲍说：“他们把该交物业管理费的钱都拿出来了。”王剑林多年来一直是个背包客，背包客有背包客的轻松——不用为车操心。但我从未想到过弃车。不！我在心里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把“悍马”丢在这里！

　　王剑林接着说：“其实我们现在这样，不算搭伴出行。真正的结伴是两辆车相互等，一辆车走在前面，看不见后面的车就要停下来等，等不到就要回去找。而我们不是，其实是各走各的。”看到我和老鲍疑惑的目光，他说：“阿峰会等你们吗？未必。”老鲍说，如果是北京哥们王立新的车追上来了，应该会等吧？王剑林说：“也未必。”我说：“那我们现在三辆车都成了单车？”王剑林说：“就是啊，我为这三辆车担心啊！”

　　也许他经历的太多了，所以剖析时如此冷静。这是一个恐怖的描述：弃车，用货车把东西运走？我们真的会落到这种结局吗？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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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真的不安起来。这时，两辆车发出了轰鸣声，他们要出去拍照片了。我走出帐篷，目送他们。可是，老荆开车没多远就停下了。我看到阿峰和王剑林停了车过去看了一下，又走了，老荆一个人在那里挖沙。车子陷在沙里了！我赶紧走过去，老鲍本来抱了本《藏地牛皮书》坐在山脚下看，这时也赶紧过来。我知道，王剑林一席话让我们更明白自己的处境，也增添了恐慌。我和老鲍都不言不语地帮老荆挖沙，从车后箱里找出木板垫在沙里。可是，怎么都不成。阿峰的车走了，正如王剑林所说，我们都是单车，不可指望。我更加强烈地觉得，只有我们三个人可以相互依赖、相依为命。老荆告诉我，现在车不仅陷在沙里，还挂不上档，挂不上四驱。我们十分焦急，又毫无办法。

　　时间一点点过去，光线转瞬即逝。老荆没有时间拍片子了！望着远处绚丽的晚霞，想起以前老荆每次拍片时那兴奋的眼神，我暗地里替他难过。后来，老荆终于挂上四驱，把车从沙中开了出来，但再也没有时间去那个角度最好的地方拍片了。老鲍对我说：“老荆一定特别无奈。论摄影，老荆比王剑林、阿峰更专业，但却因为车坏了，拍不上好片子。”湖边的风很大，我们三个都有点沮丧。后来，王剑林回来了，用夸张的语气说：“好美好美啊！那个光打在湖上，我快门按不过来地按……”回到帐篷，老荆叹了口气：“哎！光是从那一面照过来的，可是我过不去啊！”

　　我们不敢再用电脑、电灯，老荆在帐篷里打着手电筒看地图。我悄声地对他说：“神山就别去了，古格王国也别去了，直奔狮泉河吧！”我意识到这车不行了，肯定要出毛病，能否爬上一道道高坡回到巴噶那边的公路都是个难题。我希望赶紧逃离这里，逃得越快越好。我不敢大声地说，就写在本子上给老荆看：如果车出了问题，他们是帮不了我们的。一向固执的老荆，此刻也不再坚持，同意了。也许，他比任何人更清楚这车的状况。

　　我睡着了，梦见车子启动了，梦见回到了公路上……这些都是我所担心的。当时想，只要回到公路上，即使是车坏了也能找到人帮忙。如果在湖边出了问题，出去找人要走上几十公里！

　　第九天 新藏线：多玛-班公湖-界山达坂-狮泉河

　　故障频出

　　早上醒来，老荆躺在睡袋里就大声地喊老鲍，告诉他：古格王国不去了。老荆说：“你搭阿峰的车去吧！不去古格挺遗憾的。”敏思博客网站上有位叫“老探戈”的资深新闻人，建议老鲍到古格王国住一宿。但老鲍很果断地说：“不用了吧！我还是坐咱们的车吧！车陷了还能一起推。”事实上，这一天里我们推了许多次车，假如没有老鲍，我一个人怎么完成？

　　起来后马上就遇到预料中的大问题：启动机不好使了。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在阿峰的帮助下，又拖车，又换油泵，才勉强打着火。此后，阿峰他们匆匆赶路，向古格王国而去；我们呢，逃一般地向几座山以外的公路开去。

　　果然，我的预感没有错。好不容易开出圣湖附近的群山，刚刚松了一口气，启动机就冒烟了……车子无论如何打不着火。我们连续过了三条河，用过几次启动机打火，然后就再也打不着火。

　　征服与放弃 当车子即将开出湖边的群山时，老荆说：我们的书名就叫《征服——一次不可能的远征》。

　　他说：“我们征服的不是青藏高原，而是内心的恐惧；到达不是阿里、新疆，而是理想的彼岸。这是一本献给想要远行的年轻人的书。一对夫妇，一辆破车，艰辛游历。”老荆本质上是诗人。他的灵感常常喷发出来。

　　但我们毕竟是在不得已的时候选择了放弃。我在那条颠簸的沙石路上，一边拉着关不上的车门，一边在本子上写：我们已放弃去神山，也放弃去古格王国，我们直取狮泉河。在颠簸路面上，车颠得挂档也困难，急需到阿里首府狮泉河去修。

　　老荆说，放弃是苦涩的，也是无奈的。我们在该冲顶的时候冲顶，在该收获的时候收获，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只好放弃。出发前，张福贵(注：我的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再说：“在该放弃时就放弃。”这句话，其实是救命的。

　　我们开着这破车走天涯，深入阿里，已是奇迹。只要开着出去，就是胜利。所以，我对老荆说，拍片在此刻已不重要……我对老荆说，现在，我们只有向前，如同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我们别无选择！

　　被拖车 中午12点，在神山脚下一条河边停了许久，也打不着火。实在没办法，向不远处的一辆卡车求救。

　　老鲍负责去谈这件事，卡车司机是四川人，他说：“拖车，怎么说？”他的意思是，给多少钱。老鲍说：“你说吧！”卡车司机不好意思了，说：“你说吧！”老鲍说：“还是你说吧，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银。”然后，老鲍向我们伸出五个手指，我已做好五百元的准备。事实上，这个卡车司机要了50元。这个价格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当初在山西长治，我们的车陷在水里，附近农民开价400元才肯帮忙，后来是老荆自己把车弄好了，打着了火从水里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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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心的四川司机不仅帮我们拖了好几次，直到车子打着火为止，还帮我们调了怠速，修了半天。

　　此后的几百公里，我们是在启动机烧毁的情况下开过去的。每当车子遇到什么问题，比如一条缸线颠掉了，非得停车不可，就选择一个下坡把车下来。等车弄好了，由我和老鲍一起向下坡推车，老荆在车上把火溜着。

　　有一次恰巧在上坡时熄了火，老荆于无奈中决定自己向后面倒车，车子顺着坡向下滑，居然也溜着了火。当发动机又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时，站在坡上的我，透过前车窗，看见他兴奋地伸开双臂，手舞足蹈。

　　阿里不是随便来的。那一天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修车。一有空隙，我就在本子上写。 我在纸上感叹：阿里不是随便来的。这是一条毁车之路，把人颠得直晕，把车颠得毛病百出。

　　这条路上，致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太颠，二是太长的路段没有补给，一般是长达二百多公里看不到人烟，六七百公里没有修车点。全靠车况和运气了。

　　王剑林说的对，带再多的备件也不如开着好车来得安全。可是，我们没有钱买好车。我们已经拿出了我们的全部——破车和勇气。

　　沿途，我们看到了死去的马，扔弃的破轮胎……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我们不要成为那匹马！但是，我们终于遭遇了最不希望的事情：与分动箱连接的中传动轴脱落了。此地，距离阿里首府狮泉河160公里，距离长春4130公里。

　　中传动轴脱落

　　过了巴尔兵站约20公里，一阵冰雹刚过，只听嚓嚓几声，车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是不是传动轴掉了？我的心一沉。老荆乐观地说：“没事儿，如果后轴坏了，挂上四驱，用前轮一样走！”可是等他钻到车底下一看，就傻眼了，是分配动力的中心轴出了问题。他躺到车下面，试图把锣丝拧开，结果，都是徒劳。

　　远处，有一排浅黄色的房子，是道班吗？我建议去求助。于是，老荆和老鲍走向了那个两公里外的建筑物——实际上，那是一所小学校。

　　我一个人在车上等待。时间，过得那样慢。我鼓起勇气，拿出数码相机拍下远处的雪山、夕阳。即使心情糟糕，那也是极美的风光。我在纸上写道：轴坏了，这是我们出行以来遇到的最大问题。这才知道，扎胎、启动机坏了，都不算最坏的。风景很好，雪山近在眼前。

　　我说“逃”一点没错。我们的车赶紧跑到狮泉河就可以找到修车的人，而在这路上，怎么办？如果自己修不上，唯一的办法是坐车去狮泉河请修理工，就像人病了请医生。阿里，219国道，真像一场恶梦。风很大，外面很冷，但我相信我们会走出去。看见了美丽的圣湖，此行足矣。

　　我看见老荆和老鲍往回走了。这里是如此空旷，十几条车辙平行地排列在这里，都是路。当他们还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往回走时，我已经从他们走路的样子读出了“失望”。

　　他们开始去拦车。终于，有一辆卡车司机好心地表示：可以捎一个人去狮泉河找修理工。我们以前曾商量过，如果车坏了就派老荆去找人，因为他能说清毛病在哪儿。但是，老荆果断地决定让老鲍去。他这样做，一来是为了曾经许下的诺言：如果遇到危险一定保证老鲍的安全。鲍雨没了，他现在是家里的独子。二来，他也是为了陪我。荆宏匆匆钻到车底下，用数码相机拍下几张照片，让老鲍拿着去给修理工看。

　　当老鲍向我要走身份证和边防证时，当他翻身爬上红色卡车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酸。大声喊他：把帽子戴上！他和几个工人挤在一起，向我拎了拎别人的一件军大衣，表示他有盖的。他就这样随着卡车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老鲍走后不久，就下起了冰雹。豆大的冰雹砸在我身上，好不容易才劝说老荆放弃了自己修车的努力。他从车底下爬出来，遗憾地说：“带上套筒工具就好了，我自己能修上。”

　　此时，夕阳已落到雪山后面。抖抖身上的冰雹，开始扎帐篷。既然我们已经陷在这儿了，那为什么还要苦上加苦呢？我放弃了原来想在车里对付一夜的想法，把帐篷扎在车前，并且拿出野营炉和锅，煮一锅汤。我们需要吃有热量的东西！等待黎明！

　　冲向界山达坂

　　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路，以异常恶劣的气候和荒无人烟而著称。由于缺氧、寒冷，有许多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这里。建国后最早一支沿着这条路从新疆进藏的解放军先遣部队，曾在“死人沟”全部壮烈牺牲。

　　新藏公路于1957年修成(其实就是土路)，成为继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之后进入西藏的第三条公路。它以新疆叶城为起点，到西藏拉孜为2410公里，到拉萨为2841公里。事实上，这条被冠名为219国道的公路，绝大多数地段只是一些车辙而已。

　　因为即将走这样一条艰险的路，所以，在阿里首府狮泉河的四川饭馆里与以色列朋友举杯庆祝时，我并不能高兴起来。

　　此时，车已破得不成样子。在狮泉河最好的修车厂——“周勇民修车厂”换了新的启动机，车门和水箱都焊过了，但副驾驶位置的车门仍然一震动就开，水箱依然渗水。此外，前车盖子要使劲拍打和晃动才能勉强打开；电瓶的架子颠裂了，只好用绳子绑着；我们给车打着“吊瓶”，用一个不停渗出水的塑料饮料瓶给发动机油泵降温；火花塞颠得常常掉下来；水箱旁边的塑料回流箱磨漏了，只能扔在水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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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开进裸露的河床 为赶在落雪前穿越新藏线，只在狮泉河停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傍晚到达，直接把车开进修理厂，第二天中午便匆匆上路。

　　离开狮泉河时已是下午1点多。旅馆的结算时间是中午12点，而这时车还没修完，只好先退房，把大大小小十几件行李摆在旅馆门口，由老鲍看管，我和老荆去修理厂取车。我一而再地向修理工们打听前面的路况，希望听到“前面的路好多了”，可是，他们只是说“差不多，都是这种路”。

　　多玛，是我们前行的第一站，距离狮泉河有230公里，多玛再往前就是著名的界山达坂了。界山达坂是新疆与西藏的分界，越过界山达坂就告别了西藏。去多玛的路非常颠簸，到处是大块的石头。我们仿佛驶进一条裸露的河床，而这“河床”里躺着的不是被水打磨成浑圆形状的石头，而是大大小小的尖利的石头。这些尖石头，左躲右闪也绕不过去。在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因爆裂而被遗弃的轮胎，向我们展示着划伤以后的惨状。我下车拍下一张废弃的轮胎，发现它被划伤的口子比拳头还大，怪不得被丢掉了。

　　尖石、废弃的轮胎、毫无生息的荒原……这些刺激我们神经的东西在眼前反复出现，仿佛这里曾经历过大战的浩劫。

　　在这样的路上，要用仅仅半天时间赶到多玛，有点困难。所以，老荆想尽办法快开。他每隔几分钟就问我一次：时间、速度、距离。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告诉他直线距离和实际距离，并根据二者之差推算出还要绕行多少山路。

　　奇异的班公湖

　　刚过日土县不久，就看见著名的班公湖。修理工老喻告诉过我们，走新藏线最好“班公湖洗个澡，界山达坂撒泡尿，神仙湾睡个觉”。老荆想在这里洗洗手，可是我和老鲍都不响应，当时心里只想着快点儿走吧，快点到多玛吧！

　　班公湖的藏语意思是“明媚而狭长的湖”。我们看见的班公湖，果然是狭长的葫芦形。沿着湖边走，足足绕行了40公里才离开它。班公湖大部分在我国，一小部分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境内。在阿里陷车时，索多小学校的教师群旦欧珠告诉过我们，班公湖很神奇，中国这边的是淡水湖，里面有许多鱼，而印控克什米尔那边则是咸水湖，什么都不长。

　　跟圣湖玛旁雍错比，班公湖缺少那种高贵气质，但也自有一种美。“为什么西藏的湖都这么美？”我问老荆。“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污染吧！”是的，这里天是蓝的，湖水是蓝的，一切纯洁美丽。

　　月如钩

　　西藏的天很长，晚上九点天也没有全黑。我们在黄昏时，拍下我们车的影子，太有趣了，夕阳把我们的“悍马”斜映成一只四足的“大脚兽”。这是一辆随时可能出些小毛病的车，老荆说：“这也优点啊，开它不犯困。”老荆开车时总是竖耳倾听，以便及时发现车的故障。

　　中午刚修完车，谁想到晚上车就出了新的毛病。当夜幕渐渐降临，距离多玛还有30多公里时，打开车的两个前大灯，灯光有些发颤。很快，又发现仪表盘里面有打火的亮光，一闪一闪的。老荆边开车边伸手去修，手指烫伤了也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担心再一次荒野抛锚，只好把大灯关了，借着夕阳黯淡的余晖前行。但这是极危险的，路上虽然车少，但间或也会有一两辆货车出现，如果我们的车全无光亮，悄悄地在这越来越黑的夜里行驶，岂不是很容易被别的车撞上？过了一会儿，当天色完全黑下来，老荆只好又把大灯打开。

　　黑暗中，仪表盘里的“打火”成为车里唯一的光亮，那“嚓嚓”声也成为除发动机声音以外唯一的声响。我们心里十分紧张，不知这车能否坚持到多玛。快到多玛的最后10公里，行进变得异常艰难，车速很慢。此时，老荆一再地问我还有多远，我却不知该怎样回答，手中的卫星定位仪显示出的直线距离竟然比路牌上标出的“实际距离”还要长。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路牌标的不准，但当时心里很惶惑，不知到底还有多远。

　　一公里一公里地数着，行进在这崎岖的山路上。绕过一座山，突然，我看见了月亮，它从两座山的缝隙中露出来。那是一轮金黄色的月牙，挂在深蓝的夜空上。那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月亮，挂在记忆的天空里。就是这时，向远处看，看到了灯光。啊！就要到多玛了，我们会遇到先走一步过来的广东哥们阿峰，会住在兵站里，会找到修车的人！

　　夜宿兵站

　　刚驶进多玛，就看见一个修配厂门前焊花飞溅，火花映出“小飞象”(广东哥们阿峰的车)的轮廓。嘿！他们也在修车！原来这一路颠簸，“小飞象”的排气管子颠掉了。他们比我们早走一小时，可是因为没有带卫星定位仪，又走了弯路，所以并没有早到多久。

　　在一家四川餐馆里坐定，王剑林又用他的四川话点菜了。但菜价奇贵，每道菜都在二三十元，老板也未因听见乡音而降低价格。米饭是按人算的，4元一位，不论多少。快吃完时，一向寡言少语的阿峰突然说：“有点想家了。”是啊，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明天又要向界山达坂冲锋了。老鲍听了也若有所动，说：“我也是。”王剑林也点了点头。我和老荆没说什么，对我们来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家。但是，乡愁在我们中间弥漫开。

　　多玛兵站里只有一台发电机，仅供门房亮灯，我们投宿的房间里漆黑一片。本来想五个人住一间屋的，可兵站的姚班长不允许“男女混居”，因为我和荆宏是夫妻才允许两人一间。房费是两人间每人30元，散铺每人20元。

　　“守寺和尚”姚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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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玛兵站，认识了管住宿的班长姚志明。在我眼里，他像一个守寺的大和尚。他当兵15年了。也就是说，1989年，当我和老荆、老鲍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时，当我们血气方刚地为理想和现实而激动时，他就来这里当兵了。他的年龄也与我们相仿，1972年生。他在新藏线上开过军车，非常有经验，看我们的车半天打不着火，就说“是空滤太脏了，拿掉滤芯，打火看看。”果然，按他说的做了，就打着火了。

　　姚班长是四川南充人，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孩子只有两岁。他在这里每月收入三千多元，对于四川老家来说这是一笔高收入。他每年给老婆一万元，家里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由于这里条件艰苦，转业费和复员费都挺高。如果转业，他可以拿到8万的转业费，会有一份国家安排的工作；如果选择复员，国家安排的工作就没有了，但复员费可以拿到30万到40万。不过，姚班长还没想好是转业还是复员。

　　姚班长每年换一个兵站，新藏线上的兵站已经转遍了。明年就是第16年，他想回家了。 向界山达坂冲锋 离开多玛，就向界山达坂冲锋了。

　　界山达坂在昆仑山上。从长春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所在的新闻系的主任刘坚打电话给我：“上高原，不要掉以轻心。看没看过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现在，我们真的来到了昆仑山。

　　界山达坂之威名远扬，还因为一些地图上赫然标着“海拔6700米”，据说界山达坂的界碑标高上也是这样写的。但书上的说法则不一致：一本《行知书》上说它海拔5488米，另一本书上说它海拔6230米。到底多高，看来只有我们亲自测量了。

　　在过界山达坂的前一天晚上，连一向沉稳的广东哥们阿峰也有些惶然。多玛兵站的房间没有电，吹灭了蜡烛便漆黑一片，阿峰睡不着觉，问老鲍：“如果界山达坂真是6700米，怎么办？”老鲍说：“不可能！珠峰的冲峰营地多高？5200米。界山达坂要真那么高，只有登山运动员才能上去？”阿峰说：“这倒也是。可是，它要真是6700米怎么办？”老鲍安慰他：“不会的。”

　　这段对话是第二天往界山达坂去的路上老鲍复述的。我说：“要真是6700米，也只能往前冲了！”我们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的境地，只有向前。

　　早上天不亮，我和老荆就摸着黑出来装车，向王剑林借的头灯在此时显得非常有用。防冻液已全部用完，只好改用水。这里的夜很凉，老荆把一暖瓶热水倒进水箱，打火时仍旧有些费劲。在新藏线上当了15年兵的兵站“负责人”姚班长走过来，拍着我们的车，拖长了声说：“你们这个车啊，麻烦！”

　　仪表盘里“打火”的问题在多玛并没有解决，同时又发现了新问题：刹车总泵漏油。但也只好将就着走。在整条新藏线上，所谓“修车铺”一般只能补胎、焊排气管子，其它的就无能为力了。

　　刹车，在界山达坂上失灵 朝着界山达坂冲去，却在稀里糊涂中过了界山达坂。

　　从多玛出发后不久，老荆就不断地问我到界山达坂还有多少公里。可是，卫星定位仪并没有标出界山达坂的位置。这里是不折不扣的无人区，荒无人烟，除了居指可数的几个兵站以外什么都没有。在卫星定位仪上，从西藏多玛到新疆叶城之间800多公里，没有标注任何地名，只能对照着地图估算。

　　后来发现，无论是地图上标出的距离，还是《行知书》上说的数字，包括战士说的公里数，都不准。地图上标出从多玛到界山达坂的距离是172公里，战士说130多公里，书上说116公里，而事实上只有88公里。地图上、卫星定位仪上标出的两省交界与界山达坂所在的实际位置也并不一致。我是按照定位仪上的显示的新藏两省省界来估计界山达坂的位置的，所以当老荆问还有多远时，我只是说：向前！

　　西藏的山，都是沿着罗旋式的盘山道爬上去、爬下来，而这条路却是漫长的缓坡。当来到一个海拔5406米的山坡时，我们并没在意。多玛兵站的海拔是4518米，在整个阿里地区，我们相当长的时间都在海拔4800米左右的地方行驶，所以并没觉得这山有什么特别的，以为只是界山达坂的前奏，巍峨的界山达坂一定就在前面。

　　快到山顶时，车有点没劲，老荆让我和老鲍下车。我一下车，就觉得有点头晕。到底是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啊！仰头望去，车已快到山顶。我看到老荆把车倒退回来，想接我，就向他一摆手，表示我可以走上去。我又看见车子很快朝前面开去，爬到山顶。后来才知道，老荆在倒车时发现刹车失灵了，才赶紧挂四驱爬上去。

　　这段路，我走的很不容易，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鲍辉本已走上去，又下来接我。我们手拉着手走过了这个高峰，大喊老荆给我们照张相，却发现数码相机在我身上挎着。

　　在山顶，除了白色的经幡(在藏区，这是最高峰的标志)，我们什么标牌也没看到。后来知道，这里就是著名的界山达坂，实际海拔为5406米。而那些山顶的经幡，就是我们此行中最后一次见到的经幡了，从此就告别了西藏。

　　继续前行36公里，看见一块大蓝牌子，看到上面“欢迎再来”，紧接着又看到一块大牌子——“欢迎来到新疆养路段”。其实这里就是两省的省界。不知为什么，这与地图上、卫星定位仪上的省界不一致。

　　死人沟修车

　　离开界山达坂50公里，来到一个山谷，路两侧都是深沟。当时以为快到界山达坂了，便开始做准备。我拿出了摄像机，预备拍下我们三个人过界山达坂时的场面；老荆停下车，和老鲍一起给车降温，预备着向海拔可能6000多米的的界山达坂冲刺。此地海拔521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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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修车时，我坐在车里写：“马上就要到界山达坂了，车前盖又打不开了。他们两个忙半天了。车内温度只有9度。风很大，车门被吹开。这车真让人头疼。”当时确实很焦急，马上就要冲顶了，车盖打不开，气阻的问题怎么解决？老荆急得要命。他和老鲍干脆用小扳子把总也打不开的车盖左前角的锣丝拧下来了(从此车盖不打自开)。

　　他们俩干得热火朝天，外面狂风大作。我座位旁的车门因为关不上，就常被风吹得张开了。

　　这时，后面来了一辆货运卡车，老荆让我去问问距离界山达坂还有多远。我过去一问，司机用手向后一指，说：“界山达坂早过了！”我说：“不可能！”那司机很委屈：“不骗你！我常跑这条线的，界山达坂真的过了，这里已经是死人沟了！前面就到死人沟吃饭的地方了。”那怎么会没有界牌呢？书上都说这里会有个牌子。司机说：“以前那里是有牌子的，可是这次不知被谁弄掉了。我前些天过来时还有呢！”我有些沮丧地回到车前，把这个消息告诉老荆和老鲍。

　　这时，前车盖的锣丝已经拆下来了，车的“吊瓶”也弄好了，冲刺却已没有对象。界山达坂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这的确是死人沟，前行不久就看到地上有动物的弃尸。死人沟的得名是因为：50年前解放军由新疆进入西藏的一支前头部队，全部牺牲在这里。

　　界牌竟是王剑林一脚踢开的

　　又开出30多公里，看见阿峰的“小飞象”，他们说已经等半天了。

　　一见到阿峰，我就急急地问：“是不是到了这里，才知道界山达坂过去了？”我猜想，阿峰他们没有卫星定位仪，更不知道界山达坂的准确位置了！但阿峰说：“早就知道了，我们过界山达坂时就知道了。”我不相信。于是阿峰说了实话：“那块牌子是王剑林一脚踢开的。”他们用气压表测出海拔只有5400多米，一气之下就做如此举动。原来如此！我很生气。

　　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老外，他来打听“柴油”的汉语怎样讲。我问他：“你的车呢？”他说自己是骑自行车来的。他的裤子特别干净，让我怀疑他是空降来的。我们坐车来都蓬头垢面，十分狼狈，他骑自行车，怎么还能保持绅士模样？这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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