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一水一圣人”，是山东的一个旅游口号。“山”即泰山，“水”指泉水。

有这样一个故事：乾隆年间江南科考，因应试的举子都是当地名士，一连换了几个主考官，都被举子一个个顶了回来。乾隆又命王尔烈到江南主考。举子听说主考官是个北方人，想奚落他，居然在王尔烈的馆驿门上贴出一个上联：“江南千山千水千才子”。王尔烈提笔续写下联：“塞北一天一地一圣人。”

这下把众才子们惊呆了：多少才子也顶不上一个圣人哪！

这圣人，就是山东的另一个旅游招牌：孔夫子。

那么，孔夫子之于山东，到底是幸抑或不幸？

山东有过辉煌的历史，出过一大批思想家：管子、孔子、孟子、孙子、墨子……哪一个都是重量级的！但也仅此而已，山东那些光耀千古的人物，大都出在古代，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齐鲁大地渐渐变得星光暗淡……

在孔孟之后，山东儒学多经师而少思想家。孔子、孟子横空出世，儒文化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成熟，此后数千年，别说齐鲁一脉了，就连整个中国都始终笼罩在巨人的身影里，只能望其项背，而不能站在巨人的肩头。也许正因为孔子和孟子都出生于山东吧，于是山东的历代儒生皓首穷经，传道授业，死守着孔孟正宗，不敢稍有逾越，生怕离经叛道。这种坚守，对儒家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也许功莫大焉，特别是经历了秦皇焚书坑儒的浩劫，幸赖齐鲁学者的努力才使许多重要儒学经典得以恢复。但山东儒生少有新思想新理论的发明，不能成为独立的大思想家，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宋明理学这个儒学发展的高峰时期，陕西出现了张载及其关学，河南出现了二程及其洛学，福建出现了朱熹及其闽学，还有陆九渊、王阳明及其心学，所有这些都是伟大的儒学思想家和儒学流派，他们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而在群星闪烁的星空中，却找不到齐鲁学者的星座。这是齐鲁学者的悲哀！

这种早熟，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难道我们不是直到现在还躲在圣人的身影下求道问路吗？我们何时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指点江山？

其实，做为一个山东人，圣人的老乡，我绝没有――也绝不敢有――贬抑他老人家的意思。圣人言，我天天都在断章取义地用着。但惭愧的很，直到现在，我连《论语》都没完整地读过。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吗？但踌躇再三，还是决定把一些零碎的想法写下来，权供大家批判之用吧。

中国文化重德行而轻知行。儒家学说即主要是一种道德学说，其核心为“仁”，本义上就是道德品格。儒家的社会教化首先就是道德的教化。它不只是让人们遵守社会的道德，而且要人们自觉地进行内在道德心的修养；不仅让人们进行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且还把道德修养与政治抱负结合起来，使人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胸怀。重道德教育，轻生产劳动；重治国艺术，轻经济技艺，是儒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从公元前26世纪到解放前这4500年中，出生在山东这块土地上的著名人物，计有356名。其中当官从政的有138名，占38.7％；搞文、史、哲、金石、书画等的116人，占32.5％；农民起义领袖和军事将领64人，占18％；科学家、医学家、农学家、著名工匠、天文学家等17人，占4.7％；搞经济理财出名的人物只有2人，其余为各种方士、杂家。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这种畸形的人才结构，正是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其实，就看当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印象中，这些年来就数我们山东出的“英雄模范”多：什么孔繁森啦，王廷江啦，韩素云啦，好不容易徐洪刚不在山东地儿上吧，还是济南军区的！为什么中国容易出现领袖的神化现象？不就是因为这种偶像崇拜？从古到今，我们树立了多少道德偶像？直到今天，我们的神台上还供着多少不食人间烟火的“生人牌”？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他的位置上而众星环绕着它。真的吗？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有谁来听你这套道德的说教？牧民而役而已！

中国文化是一种内省的文化。儒学强调最多的，正是“内省”之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自强自省作为“君子”的必修课，简直勿容置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你看，这种内省到了何种地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自己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值得忧愁，还有什么值得畏惧呢？何等的自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真一个榜样的力量无穷！“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自我修养做起。

错了吗？没错！一个人哪怕做到圣人所言的任何一条，都可当得君子二字了。但用这种自省之功来治国理政理财经商，如何？记得前段时间报章披露过某省三任交通厅长连续倒下的事例，据说他们上任时都是写了“血书”的！可血书尚未干透，他们就前赴后继地拜倒在金钱面前。就象我上面举的那些话，现在的干部大约都能之乎者也那么三两句，想那倒下的三任厅长以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官员们，多数也曾兢兢业业过，上任之初也多有儒雅之气的（我反感有些报道把他们写成根不红苗不正的不学无术之徒），他们的失足，只不过是在巨大的诱惑和形同虚设的制衡面前的一次道德失贞。在强大的物欲面前，我们用几千年内省之功打造的心理堤防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訇然坍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些年我们又有多少个盛极一时辉煌无比的企业巨子随着其精神领袖的更替而迅速萎缩甚至消亡，这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崇敬那些身正影端的君子，但仅靠儒家道德滋养的君子气有时真的是不堪一击的。如夫子所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在其中――不错的，但那是作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正如现今君子们之吃素、穿布、走路，早已成为了一种时尚――如果作为一种常态存在，看他们还乐得起来吗？

中国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儒家思想就处处显示着一种“中庸之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听口气，夫子简直要为中庸思想欢呼起来了。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讲问题提希望，一团和气……中央统驭地方，要找平衡；政府统帅部门，要找平衡；晋职晋级，要找平衡，连评先进也在找平衡：你这个单位要出多少英模，计划指标是从年初――不，是从多少年前就确定了的；给你先进单位就不会再给你先进个人；今年评你明年就要评他；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利益均沾……

真的一团和气倒还罢了，可怕的却是那底下的功夫！见面握手言欢，今天天气哈哈哈，从众、跟风、和稀泥；背后飞短流长，墙倒众人推……有胆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者？那您可小心了，看看先辈们的忠告吧：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凡此种种，还不够触目惊心吗？

“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顷”。这就是为什么家家野菜就稀粥的年月民心无怨，而奔了小康的日子里却频频有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前面说过，这夫子的儒学，俺不过是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用着罢了，每每给人捉刀代笔，便拿几句来装装门面。看的多了，用的多了，却越来越发现儒学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于是便有了一种逆反之心，总想唱唱反调。于是胡乱下了几个结论。久久写不下去，就是卡在了这“中庸”二字上。没办法，便从《现代汉语辞典》中查来今义，聊作塞责。

据我看来，这儒学理想，其实是一种仁爱的大同社会，倒有点与我们的共产主义相类－－嘿嘿，又胡说？记得《黄金法则》的作者曾交待过西方社会的几种观点，他们认为，夫子不是先知，夫子之儒学不是哲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伦理学。“伦理学”！我看这倒更贴切一些。很长时间，我们就是在以一种宗法精神统治国家，家即是国，国即是家。

西方也把儒学称为儒教。至于中庸，我还曾有过一个想法：它会不会就是那种天下大同的理想？是那种“己所不欲，勿使于人”，互惠互利的“黄金法则”？请朋友们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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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一种实用文化。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谓天下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天下政治黑暗就隐居不仕。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仍然贫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宝富贵，这也是耻辱。如果按照夫子的逻辑，谁来承担治乱的责任？又言：“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噫！好一个“惠则足以使人”，给人慈惠是为了能够很好地使唤人吗？那如果被施了恩惠的人忘恩负义呢？哦，对了，这就用上了夫子的“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当前“学习型”三个字的出镜频率逾发见涨，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公民……学什么？为什么学？怎么学？记得我参加的那个研修班，三次的面授时间加起来不足两个月，百余人的班里，除报到当天之外，听课的人压根就没到过半数，最惨时诺大的课堂只坐了我们十余个人！一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竟没有人心疼吗？也许是我太愚，那一万元又不是花自己的，回来后干部履历中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填上“在职研究生”了，何乐而不为？

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可说是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目前中小学持有各类考级证书的学生大有人在，比如乐器，比如武术，但如果纯粹因了爱好而去象个疯子一样习字作画、执剑操琴，成吗？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实用品格，对纯粹精神性事业的漠然态度，正是当今社会实用主义泛滥的根源所在。

说到底，中国文化是一种御用文化。所有孔夫子、孟夫子们的道德说教，其实都是用来教化民众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克己复礼为仁”，复什么礼？周礼――君臣之理也。演什么乐？韶乐――圣乐也。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如何树立君主的权威、维护君主的利益来进行的。稍有逾越，便是大逆不道：“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齐桓公、鲁桓公等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而不愿著被视为正色的朱服，用郑国的民间乐曲（郑声）扰乱周朝的京城乐曲（雅乐），竟被拿来与“用花言巧语导致国家倾覆的人”并列。噫！主旋律岂容干扰？

请看我们现在怎么“古为今用”吧：公务员考核要考“德、能、勤、绩”，现在又加了个“廉”（倒似乎这“廉”不是“德”，多么的自相矛盾啊）。这“德”是什么？是“仁、义、礼、智、信”吗？是“温、良、恭、谦、让”吗？错！用人原则“德才兼备”，这德是什么？是诤言敢谏、忠直诚信吗？是狭肝义胆、善良慈惠吗？是纳言敏行、埋头实干吗？是坦荡荡的谦谦君子吗？错！请看一位教授是怎么说的：“政治不承认你的能力，只承认你的忠诚”。这个“德”，就是“忠诚”！什么忠诚？考核标准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坚持……原则，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是“服从领导，听从指挥”，是……“讲政治！”什么“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见鬼去吧！还是那位教授说得好：“组织是去个性的地方，政府需要没自尊、没棱角、没个性的人。它要求的是人的不完整和低自尊性。”这就是“忠”！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夫子之儒学真义并非如此。一部好经，只是给那些别有用心的歪嘴和尚念歪了！ “在东方，孔夫子的儒教被扭曲、融化，然后是狰狞的皇帝将其捋成细丝，编成散发毒气的茧套，把民族做成虫蛹，竟不惜用几千年科技的滞后，思想的禁锢来育化他们称之为‘天朝’的成虫，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在历史车轮的辗压下破茧而出的是蝴蝶还是飞蛾”――这是我从一位高一学生的作文中抄来的一段话。

――但愿破茧而出的这一代是飞蛾而不是蝴蝶。

再请听一位美国人的声音：孔子的理论展现了一种“和谐观念”，一种“作为君子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和谐理念”，“儒家是一种将个人和他人联系起来的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环境中来理解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那种理性主义的科学理论化的历史观意义上的宽泛的实用主义。儒家可能更接近善，因为它反对意识形态下的各种限定和假设”（美国的乔治·麦克林《传统与超越》）。

――然而，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夫子的儒学，恰恰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施政体系、道德规范而存在的，早已沦为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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